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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10日
「醫改諮詢何時了?」-- 梁智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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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獅子會」午餐例會
二○○一年八月十日
非常高興今日能與眾多社會精英聚首一堂，更感榮幸的，就是獲貴會厚愛，邀請我在眾獅兄獅友面前發表一下我的愚見。
一提到醫療，不少人都會對香港的醫療與醫生水準大加讚許，認為在東南亞甚至世界上屬數一數二。較早時，我們的新任財政司司長甚至表示香港可以發展成區域性的醫療中心，吸引區內各地人士來港治療或作體檢，從以成為帶動經濟發展的其中一環。
但同時間，近年我們卻不時聽到社會上要求改革醫療、改革醫管局、改革醫委會的聲音。
醫療政策廿五年不變
究竟問題出在那裏呢？
問題出在香港的醫療政策廿五年不變。香港對上一份醫療政策白皮書的發表，乃在1974年，今時今日，香港已達到再難以不變而維持高水準的地步。
也許，我們可從歷史可看到端倪。
- 1964年，當時新移民／難民不斷湧入，社會窮困的人佔大多數。所以，當年港英改府發表的未來十年醫療發展白皮書方向很簡單，便是多建些公共醫院與診所，為大多數窮人提供平價甚至免費醫療。
- 到1974年，政府再發表另一份十年的醫療政策白皮書，主要提出：1)多建一些醫院， 2)設立第二家醫學院，3)設立牙醫學院。
- 到1984年，政府並無提出及時的檢討。但實際上，整個八十年代，公共與補助醫院的環境已達到幾近不人道，如病房爆棚、帆布床要置放於廁所門口、輪候人龍長至難以想像。當時任何人（包括政府）都感覺到，假如再不改善，民怨沸騰已至足以醞釀出極度社會動盪的地步。
適值當時香港的宗主國在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強勢領導下，推行國營服務私有化頭頭是道，於是港府借顧問史葛之筆，極欲將公共醫療私有化。當然在社會輿論壓力下，政府未敢真正行私有化，但亦最終將公共醫療企業化，脫離公務員體系，成立醫院管理局接管所有政府及補助醫院。(於此，我須申報，我一直非常支持成立醫管局的。)
市民與專業看法互異
- 自醫管局成立後，勵精圖治，加上九十年代初香港經濟佳，能投於不少資源於醫療服務，公共醫療的服務質素與環境的確比從前大有改善。在一片好的聲音下，市民自然不感到有「改」的需要；但醫療專業十多年來，早已看到醫療成本急劇上漲，公共醫療體系以有限的公帑資源，為所有市民（不論貧富）提供高水準的治療服務，遲早必難以負擔，不正視這根本的政策問題，公共醫療遲早便祇能面對水準下降；或者醫院環境與服務回復到八十年代的劣況；又或者納稅人要透過加稅負擔更沉重的公共醫療開支。
- 政府在醫學界多年的催迫下，93年的確發表了一份俗稱「彩虹書」的諮詢文件，提出醫療應「能者多付」的概念，但政府根本無心去推銷或向公眾解釋，最終，諮詢文件自然又束之高閣。
事實上，許多市民一方面抗拒任何「加價」建議，另方面又未看到公共醫療眼前有甚麼大問題。即使是董建華在競選特首時，亦非常坦白地向醫學界表示，在他認為須面對的社會問題的優次清單上，醫療問題遠在榜末。
諷刺的是要到97年前後，連串醫療事故發生後，市民才驚覺醫療體系與政策有「改」的需要；而董特亦將全面醫護改革的承諾列入其首份施政報告內。
- 隨後99年中發表的「哈佛報告」，及政府去年底發表的諮詢文件，相信大家仍有一定印象，毋須我再細述。
官僚拖延心態
透過扼要地回顧歷史，我祇是想帶出兩點：
- 政府高官（尤其是在港英年代）的拖延心態（小做小錯，不做不錯）。不少局長幾年便轉位，自然會暗想：問題又不會在我任內幾年爆煲，何苦冒倡議加價這天下大不韙、冒政客刻薄痛責之苦？
- 醫療界在廿多年來，
- 憑專業識見向政府進言，
- 推動改革，
- 政府卻不為所動，界內的失望可想而知。
隨著政府去年底發表醫護改革諮詢文件，業界以為守得雲開見月明，可惜當局最近在諮詢期滿後公布的計劃與決定，卻依舊令人失望，令我不得不有「諮詢何時了」之歎了！
政府的決定
政府去年十二月公布的「醫護改革諮詢文件」有三大範疇：
- 提供醫護服務系統的改革；
- 質素保證系統的改進；
- 醫護服務的經費來源（即是醫療融資）。
政府上月中向公眾分析諮詢所得的意見，並透露當局下一步決定怎做。決定很簡單，三大範疇內有關質素保證與醫療融資都要一再延遲作決，融資方面甚至要再待研究十八個月才再作諮詢。
固然，當局並非對所有建議均按兵不動，例如:會將現時衛生署之下的普通科門診轉交醫管局辦；會發展家庭醫學的培訓與服務；於公共醫療引入中醫藥服務；於急症室引入收費；門診大可能引入藥物收費等等。這些均是非常值得推行的，但是在醫療融資與質素保證兩大核心課題未解決前，這些零散片碎的改變便仿如隔靴搔癢，對整體改革起不了多大作用。
諮詢何時了?
公道而言，在融資及質素保證方面，當局並非甚麼也不幹，例如當局會成立兩個工作小組再研究公私營界別合作事宜；會同保險界成立工作小組，再研究有何新的保險計劃；會組成海外專家顧問團，就醫療改革事宜及政策提供意見；會委托美國一所大學評估重整公共醫療收費對公私營服務的使用情況的影響，研究估計明年三月完成；然後經過林林總總的研究之後，十八個月後再就「頤康保障戶口」等融資課題再諮詢公眾。
諸如此類有關醫療政策與服務的研究、工作小組、顧問團、顧問研究，過去十多二十年成立了不少，完成的報告可能比山高，甚至公眾諮詢亦進行了好幾次，但是至今似乎仍是沒完沒了，是謹慎？抑或是拖延？
(有人更笑說：十多年來一個顧問研究接另一個顧問研究，這樣下去，相信不消多久，想要找香港未曾聘用過的顧問做研究也艱難呢！)
公共醫療系統還能支撐多久
問題的核心是：我們還能等多久？香港的公共醫療系統還能支撐多久，不至崩潰呢？
政府高官屢屢辯稱香港的醫療政策與融資政策即使維持不變，我們的公營體系十年八載亦不會出現大問題。事實是否如此？
事實是：自醫管局成立十年來，急症室求診數字增八成，專科門診應診人次升九成半，住院人次增三分二；但同期間，整體人手祇增百分之46。在近幾年經濟緊縮，政府又下令三年內必須達百分之五的資源增值指標下，可想而知，要維持目前以有限公帑資源應付無限社會需求的原則，無異於置公共醫療體系於計時炸彈上。
再者，任何醫療融資方案，除非是單靠加稅又加稅，不然，要設計、策劃、籌備、立法、推行至運作成熟，動輒需時十數載；假若是行儲蓄性的方案，更要再待推行後十多年才真正有助解困，強制性公積金便是一個好例子。
界定公共醫療的角色
事實上，任何顧問、任何工作小組，無論多麼有經驗、有專才、有承擔，欠缺委托人（即政府）對整體醫療健康政策的方向性指引，均難以提出具體的、有意義的、在香港環境下可行的建議來。
我認為，這最根本的政策方向性指引，理應是對公共醫療的角色的界定，即由公帑大量資助的公共醫療應提供那些服務？那些市民可使用之？
當局至今在醫療改革上拖拖拉拉，當中最大敗筆、亦是最關鍵處，便是未有、或不願意就這根本問題提出答案或方向。簡單來說，廉價的公共醫療若祇服務貧困或有需要人士，跟不論貧富地服務全港市民，兩條路線對整體公私營服務的需求與發展，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這根本的路線與政策，斷不是任何顧問公司或諮詢小組可以在一張白紙上塗鴉而來的，而是政府必須作出與堅持的政治決定。
那麼，我對公共醫療的定位、對醫療融資方案又有何立場呢？
我的醫療融資方案
長久以來，香港均奉行「市民不論貧富，均可使用跡近免費的公共醫療」。換言之，目前由公帑大量資助的公營醫療，可謂「無所不包、無人不包」。
然而，在人口老化、 醫療成本急劇飆升、市民對醫療需求不斷增加下，除非當局承諾無限量投放公帑於醫療服務；除非市民願意負擔更重稅項，不然，在目前以有限資源應付無限量需求的制度下，我們便祇能眼巴巴任由醫護水準下降與輪候時間激增。
要解決這困局，我認為醫療應分為「福利」與「純服務」。「福利」包括致命的、或須馬上治療的病況，或者社會普遍認為須資助的服務，例如精神科或老人服務，這些「福利」均應由政府以高資助形式全然承擔。「福利」以外的則為「純服務」，須用者自付，貧困者由公帑代付，其他用者或自掏腰包、或透過私人醫療保險支付，又或可經政府設立的全民醫療儲蓄或保險協助分擔。
大家必然會問:怎樣劃分「福利」與「純服務」？又怎界定「貧困」？我認為可以交由一個包括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優次委員會」作決。
果斷作決免拖拉
有謂醫療改革是燙手山芋，在公眾、醫護專業、政客、學者等各党各派紛沓議論下，當局花多點時間研究諮詢亦不失為順應民情之舉。然而，作為一個有承擔、有智慧、有領導才能的政府，總應知曉何時是適當時候提起勇氣，為市民與香港未來的長遠利益拍板作決，不再執迷於拖拖拉拉。醫療改革正是如此！
我期望香港的政客政党能趨於成熟，不會祇顧眼前選票，逢加必反，毋視社會的長遠利益；我期望不同的利益團體能懷廣闊胸襟，不至於祇求維護界別利益，置整體社會發展不顧。
我更期望政府再三的諮詢，並非抱拖延心態、甚至推卸責任，而是為社會蘊釀改革氣氛，令市民更能接受循序漸進的整體醫護改革。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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